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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工团、农团首次与商团较量的地方
人民公园位于广州传统中轴线上,是广州原点的所在地,也是广州交通和旅游的中心地点。只要不下雨,每天到人民公园的市民络绎不绝,一片安乐祥和。但是,历史上,人民公园就是一个革命圣地:广州党组织的创立时期与大革命时期,人民公园就曾是广东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最著名的就是1924年10月10日的警告商团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团军、农团军首次与叛乱的商团军较量。
说起警告商团大会,首先要从广州商团说起。商团是旧中国商会在城市中组织的武装。广州商团成立于1911年,原来是广州商民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1919年,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地主陈恭受分别窃取了商团正、副团长的职位,广州商团便开始演变为买办、大地主阶级支配的工具和帝国主义的附庸。
1924年,国共合作后,广州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极为恐惧。为了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一方面策动陈炯明叛变,另一方面就是策动广州商团公开武装叛乱,妄图建立一个“商人政府”。
为了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于1924年8月10日通过丹麦船哈佛号秘密运抵广州。孙中山获悉后,下令蒋介石率领江固、永丰两舰扣留哈佛号,将船上的所有军火全部转运到黄埔军校。这时,陈廉伯借机把事态扩大,在随后的几天里,组织1000多名商团军代表两次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被拒绝后,大肆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威迫商人罢市,同时在广州市内遍设商团哨位,纠集佛山、花县、三水等地商团武装来省会,伺机发动武装叛乱,历史上称为“广州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事变”一开始,中共广州地委便态度坚决地支持孙中山扣留非法枪械,给商团以回击,同时发动广州各界声讨陈廉伯,并征得孙中山、省长廖仲恺的支持后,成立工团军和农团军。8月19日,广州工人代表会作出编练工团军的决议,中共广州地委委员刘尔崧在工会中挑选了300多名青壮年工人组成工团军。8月27日,彭湃、罗绮园、阮啸山等将第二届农讲所200多名男学员编成广东农团军。工团军和农团军集体住宿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司令部,是中共广州地委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工农武装。
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对商团采取了强硬态度,拒绝了商团发还被扣枪械的无理要求,并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9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愤怒谴责英帝国主义勾结商团、破坏中国革命。
但是,正当革命政府准备对商团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之际,国民党右派的施压让事件发生了变化。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武力解决,主张由商团向政府缴纳50万元,政府则发还扣押的枪械,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因其严办商团的主张受阻而辞去广东省长一职。在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孙中山准予发还军械,并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这一妥协行为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10月4日,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第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10月9日,孙中山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
在孙中山对商团妥协忍让之下,革命政府表面上一派太平景象,实际上,危机重重。中共广州地委多次指出“革命政府妥协政策之非计”,同时发动各工农群众团体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要求革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商团反叛。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共广州地委呼吁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动员和组织了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团军、广州农团军等30多个团体共5000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警告商团大会,大会由广州工人代表会秘书孙律西主持,他指出:“革命未成功,我们不应庆祝,应是警告”。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人谭平山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在会上阐述了这次警告大会的意义。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严正警告一切妄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反革命派,他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 !”
警告商团大会后列队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在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西濠口,游行队伍遭商团军的袭击,群众死伤数十人,被捕多人,是为“双十惨案”。商团屠杀革命群众后,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孙文下野”、“反对国民党”、“驱逐孙文”等反动口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惨案发生后,中共广州地委决定立即开展斗争,要求革命政府严惩商团祸首,解除商团军的武装;布置发动工、农、学等各界群众向广东革命政府请愿,提出具体要求,以推动国民党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派出党团员在广州及各县做广泛的宣传工作。10月11日,广州反帝大联盟等30个革命群众团体发表了《为抗议商团军屠杀双十节示威的市民告国民书》。中共广州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也联名发出《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民众书》,揭露商团屠杀群众的罪行,并呼吁孙中山解除商团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于11日下令镇压平定商团叛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委派谭平山、廖仲恺等为全权委员,命鲍罗廷为顾问,领导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革命委员会下设临时军事指挥部,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等共产党员参加了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州工人、市郊农民配合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
10月14日傍晚,广州的革命军队向商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下的工团军和农团军共500多人参加了战斗,奉命攻击设于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击毙商团军数百人。15日凌晨,革命军队经数小时的激战,一举击溃了商团叛军,商团叛乱遂告平定,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警告商团大会的召开地——广州第一公园,是广州市第一个公园,建于1921年,故定名为“第一公园”,1925年改名为“中央公园”,文革后改名“人民公园”至今。在广州党组织的创立时期与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大会召开第一天,全体代表和广州市工人群众5万多人在人民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陈独秀、张太雷等中共党员在会上向群众发表演说。1924年3月8日,妇女领袖何香凝在人民公园主持召开全省第一次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 ,这是广州妇女首次庆祝三八妇女节,也是中国妇女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开端。参加大会的女工、女学生和各界妇女有数百人。这次纪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妇女运动向新阶段发展。1924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公园举行,有170多个群众团体的几万人参加。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人民公园成为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军与敌军的一个战斗地,革命者的鲜血就洒在公园大地,许多起义者牺牲在公园门前。
今天的人民公园,前来憩息健身的居民,谈论的话题更多是生活的各种乐趣,游客寻访各种史迹时,也很少直接将人民公园与某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件联系在一起。但是,千真万确,人民公园曾经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多个重要活动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人民公园,作为一个革命公园,在历史上的功绩,是永远无法抹杀的。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广州解放纪念像:重建过的城市地标
威武的人民子弟兵挎着小米袋,一手持枪、一手拿花,目光坚定,走过的地方都铺满了鲜花。无论是对于广州人还是很多外地人来说,这座雕像都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它就是广州城市的标志性雕像——广州解放纪念像。
广州解放纪念像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为纪念广州解放十周年创作的,现立于海珠广场中央,面朝南,由基座和像身连组成。雕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肩上背着小米袋,左编挎着驳壳枪,腰间围着子弹带,右手持步枪.左手抱着花束,昂首挺胸,坚定地望着前方。像座正面镌刻着解放后首任广州市长叶剑英的亲笔题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纪念”,四角分别刻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印文。像身与方形的基座连成一体,好像一块巨石雕成的一方印章,钤在广州大地上。广州解放纪念像自建立以来历经了很多曲折,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10月14日下午6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攻入广州市区,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在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的指挥下,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攻占并解放华南最大城市——广州。
1959年,广州市长朱光提出要建立广州解放纪念像来纪念广州解放十周年。1960年10月14日,在海珠广场中心位置举行了奠基仪式。当时,叶剑英元帅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在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后将讲话的文稿埋在奠基石下面。广州解放纪念像最初是由设计师尹积昌创造,在1962年便以“珠海丹心”被评为“羊城新八景”,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被严重毁坏,我们已无法看到最初的广州解放纪念像。
1969年3月的某天夜里,这座铭记着广州人民对子弟兵深厚情感的纪念像被“造反派”蓄意拆毁,像身被拆成石块散落一地,只剩下埋着叶帅讲话稿的奠基石。为了保存和保护广州纪念像,海珠广场的园林建筑工人们偷偷地把散落的像身石块藏在陵园西路旁边的草丛里,而且依然年复一年地在奠基石四周按季节摆放不同的花卉来代替广州解放纪念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民子弟兵。
文革结束后,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广州解放纪念像领导小组”重建广州解放纪念像。由于广州纪念像被拆毁难以复原,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在108个设计方案中选择了由著名雕塑家潘鹤与梁明成两人的设计方案,方案的成品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英雄战士形象。
1978年11月16日,广州解放纪念像正式破土重建,为了在1980年8月1日之前完成重塑,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工人们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最后仅用七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广州解放纪念像的重塑。1980年8月1日上午,广州解放纪念像举行揭幕仪式,广州地区军民共1000多人参加。
今天,广州解放纪念像已经成为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凝结了广州人民对子弟兵的深厚感情,见证几十年来广州的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饱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信心。很多外地人来广州,都要特意到海珠广场去看一看这座纪念雕塑。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叶剑英墓:叶帅与他的战友永远在一起了
叶剑英墓位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东面,按照路标的指引 , 从广州起义纪念碑右边穿过一条小路 , 就可以找到一块高4.6米用天然花岗石雕琢而成的纪念碑 , 纪念碑的上面有叶帅的半身浮雕像和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叶剑英”三个镀金大字 , 碑前的红褐色卧碑上刻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撰写的碑文。叶帅墓东北方向是广州公社烈士墓,西南方向有广州起义领导人雕塑纪念广场,在叶帅墓前,经常有游客驻足凭吊,并且献上鲜花。一生叱咤大江南北、为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叶帅,最终选择长眠于此,与他跟广州的不解之缘有关。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代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叶剑英随父赴南洋。第二年回国,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同时指挥军舰同叛军作战。孙中山在广州蒙难50天,叶剑英始终率部捍卫孙中山。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目前在长洲岛的黄埔军校还有叶剑英的大幅油画像。抗击陈炯明,护卫孙中山,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叶剑英在广州初步展现了他的革命意志和卓越军事才能,也就是在黄埔军校工作的时期,叶剑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是叶剑英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南昌起义之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12月11日凌晨,叶剑英领导下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打响第一枪,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赶赴设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任红军副总司令,和总司令叶挺共同指挥战斗。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但是,广州起义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也是在这次起义中,叶剑英痛失张太雷、周文雍等战友,令他一辈子刻骨铭心。
广州起义之后,根据革命需要,叶剑英南征北战,参加了反围剿战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他再次强势进入广州人民的视野,并且引发全国关注的是指挥人民军队解放广州。1949年8月1日,中央任命叶剑英为新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广州解放。
广州解放之初,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军管会主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等多个职务,领导了广州市的接管工作,实现迅速接管政权,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使历尽沧桑的古城广州 , 逐渐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首任市长,他组织重修了海珠桥 , 改善了珠江两岸的交通;创办了南方大学(今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亲自担任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也就是在他当市长的任上,他把1927年广州起义战友们长眠的旧刑场红花岗,定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牺牲的5000多名革命战士和群众找到一个安息之所。
1986年10月22日,89岁的叶帅在北京逝世。十天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广州,并于一年后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这里,叶帅实现了和广州起义的战友们再聚的夙愿。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广州白云楼鲁迅故居:读书与革命的地方
漫步在广州鲁迅纪念公园中,可以看到有一个以鲁迅为原形的文化旗手的雕像,他提着匕首,握着投枪,眺望着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白云楼,这是一座在1979年12月被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曾是鲁迅在广州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白云楼建设于1924年,位于广州越秀区白云路7号,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楼房,面向东南方,西靠东濠涌,近临珠江,环境比较清幽。原本是供邮政部门使用,后来用于出租。鲁迅从1927年3月29日—9月27日一直在此居住。
l927年1月29日 , 鲁迅初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居住在中山大学钟楼(今广州市文明路215号鲁迅纪念馆)。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作了题为《读书与革命》的演说,淳淳教育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1927年3月29日,鲁迅搬出钟楼,迁居白云楼2楼的1厅3房作为居所 , 他和许寿裳各住一间 , 许广平和女工合住一间。
刚搬进白云楼不久,鲁迅就听闻李大钊被害的消息,他对此忧心忡忡,预感到革命的果实很有可能被葬送。为此,当广州在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时候,他写下《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一文,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担忧。果不其然,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了“4.15”反革命政变,当时有大批革命青年被逮捕甚至遭到屠杀,中山大学也有一批学生被捕,其中包括鲁迅先生的学生、中共广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毕磊。鲁迅先生得知情况后,立刻设法营救被逮捕的学生,在极力劝说校方出面保护学生无效后,便愤然于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以示强烈抗议,开始蛰居白云楼潜心写作。
鲁迅的房间窗户正对马路,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青山,是个创作的好地方。蛰居白云楼半年的时间里,鲁迅编订了著名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写下了《可恶罪》《小杂感》《略谈香港》等30多篇富于战斗性的杂文、散文。此地不仅是鲁迅先生生活的地方,更见证了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由萌芽到发展最终夯实的过程。杂文集《而已集》记录了鲁讯在广州期间的战斗业绩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1927年9月27日,迫于形势,鲁迅和许广平一同乘船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继续他的革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鲁迅在广州的停留是短暂的,然而,他的革命思想却是在这里形成和夯实。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鲁迅故居仍保持着当年鲁迅居住时的原貌,整个房间布局和摆设都比较简单朴实,摆在会客厅中竹制的椅子、螺旋式的破旧楼梯,都显示出主人简朴的生活作风。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革命的斗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鲁迅的故居也成为极具历史价值的遗迹。广州的鲁迅故居不仅保存了鲁迅生活过的痕迹,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他的历史,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见证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张太雷墓:英魂长存天地间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白色统治的三大武装起义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有益的尝试。而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今天,我们在广州起义纪念馆、英雄广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都能看到他的雕像和事迹简介,但是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政治局成员,张太雷的遗体一直下落不明,研究者一般认为,因为战事紧急,张太雷的遗体没有及时安葬,后来应该被国民党反动派同其它烈士遗体一起草草处理掉了,所以今天也找不到独立的张太雷墓,张太雷的后人都是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拜祭英烈。
张太雷,1898年6月出生,江苏省武进县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中共一大前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后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是第四届侯补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太雷与广州结缘于1922年5月,作为共青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5年1月,团三大在上海举行,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
而张太雷最为人知的是他是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立即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上,张太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此后,张太雷就着手准备广州起义,起义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广州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直接面对的还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1927年12月12日下午两点多,张太雷参加在丰宁路西瓜园(今人民中路广州日报社)举行的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张太雷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途中遭遇伏击,壮烈牺牲。
由于张太雷牺牲非常突然,当时广州起义的革命队伍正忙着抵御集结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张太雷的遗体没有及时安葬。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入城之后,对遗体也是随意堆在车上拉走,草草埋于红花岗等荒地,所以,张太雷的埋骨之处,迄今一直无人知晓。
然而墓与不墓,无碍英魂所寄,张太雷的形象和功绩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长存天地之间。今天,我们在广州起义纪念馆、英雄广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瞻仰张太雷雕像的时候,依然能够感觉到那一股浩然之气。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周恩来邓颖超旧居:“中山舰事件”的见证者
文德楼,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德东路文德里1—3号,由5幢3层的楼房连成一体,该楼为近代带阳台的“洋楼”式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批荡,花阶砖地面。而这栋楼更伟大的历史在于,他曾经是革命伟人周恩来夫妇在广州所居住过的地方。
1924年9月,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春,他辞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职务,保留常委、军委书记职务。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租赁文德东路文德楼的部分房子给工作人员居住。周恩来住3号2楼,李富春、蔡畅住1号2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住4号2楼。同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来到广州,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慰问省港罢工工友。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继续住在文德楼,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居住的3号2楼,客厅陈设简单,两张普通沙发、一张茶几和茶台,还有一张方形饭桌,十分简朴。
1926年初,周恩来、邓颖超随中共广东区委军委迁至万福路。
此楼也是蒋介石所发动的著名的“中山舰事件”的见证地之一。国民党“二大”后,党内左派势力不断扩展,共产党在黄埔军中也有很大影响。而这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因革命军铲除陈炯明势力,威望和权势大增。他为夺取更大权势,决心清除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于1926年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称奉蒋介石命令,请调得力兵舰2艘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宝壁”舰赴黄埔。19日,因苏俄代表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向蒋介石请示,可否调回“中山”舰。蒋介石否认有调“中山”舰到黄埔的命令,并允“中山”舰返广州。20日凌晨3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全城戒严,调动大批军警占领邮电局、码头、车站,断绝了广州与外界的联系,并借口“中山”舰“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命令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欧阳格率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秘密逮捕住在文德楼的李之龙等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1999年7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文德楼除巷口铁栏栅、匾额、更楼被拆除外,其他建筑尚保存完好,这座曾经见证过周恩来夫妇的革命岁月以及“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楼,时不时提醒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革命年代的艰辛。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